文章提交注意事项：
请在发布文章时用HTML代码加上至少一条新闻来源的链接；原创性消息，可加入相关信息（如涉及公司的网址）的链接。有任何问题，邮件至：he.fang#zhiding.cn
注意：收到邮件乱码的用户请修改客户端的默认字体编码，从"简体中文（GB2312）"修改为"Unicode（UTF-8）"。
solidot新版网站常见问题，请点击这里查看。
现代生活提供了无数的消遣，但社会为何会弥漫着空虚感？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既过度兴奋又感到索然无味？欢迎来到一个没有快乐的颓废时代。颓废这个词不可避免带有贬义。对颓废的批评通常来自右派，今天仍然如此。保守派亿万富翁 Peter Thiel 以及美国共和党副总统 JD Vance 都对此进行过抨击。左派思想家也对当今的现象感到担忧。但当代文化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过于颓废，而是我们继承了颓废的表面——奢华、过度、矫揉、肉体展示——却放弃了对快乐的追求。结果造就了一种文化：快乐被优化程序所取代，被大规模替换为麻木的算法刺激和即时满足的承诺。无论你追求的是商品、食物、艺术还是思想，你都能获得更多、更快、立即获得。但数量和速度无法取代缺乏快乐的核心。今天的社会次序极度不平等，而主导的统治阶级不信任享乐。想想马斯克等科技巨头倡导的 80 小时周工作制。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对公共和私人投资的掌控，以及他们逃税的习惯，超级富豪阶层的快乐缺失最终影响到了所有人。快乐缺失最具有文化代表性的莫过于 GLP-1 减肥药。根据盖洛普 2025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八分之一美国成年人正用 GLP-1 减肥，预计到 2035 年此类药物的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1900 亿美元。GLP-1 药能给肥胖者带来切实的好处，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此广泛的接受控制食欲的药物，反映了文化中对愉悦和欲望怎样的态度？AI 标志着人工技巧的胜利，其影响之深远超昔日颓废派人士的想象。然而 AI 非但没有增强我们感知强度的能力，反而对两者都构成了新的威胁。它的作品都显得异常空洞，背后没有任何切身的体验、具象或感觉。AI 是一台毫无乐趣的颓废机器。AI 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它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由算法驱动的文化充斥着垃圾信息，这些信息承诺提供麻木而空洞的刺激。快乐并非仅仅关乎享乐主义或沉溺于无用之物。它是我们作为有形之躯感知价值的主要方式之一。痛苦教会我们不要两次触摸滚烫的炉灶；愉悦引导我们走向洁净水源和呼吸甘甜清新空气。愉悦感并非完美无缺：有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残酷、令人上瘾或具有破坏性。但切身感受愉悦感对于我们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判断何为善、何为美、何为值得追求至关重要。这些判断不能轻易交给没有身体的机器。
1998 年时任 Novell CEO 施密特（Eric Schmidt）接受 BBC 采访，当被询问到硅谷的政治立场时，施密特毫不犹豫的咆哮道：“我们反政府、反监管、反国会。”BBC 说，“你们想要的实际上是一个丛林社会？一个强者生存，弱者无依无靠的社会？”施密特坦然称是并以此为傲。硅谷精英想要不受监管的权力，这一论调与一个世纪前的镀金时代寡头如出一辙。而硅谷精英仅仅通过声称对人类传播、信息完整性、真相的命运以及信息文明中知识分布的全球历史性变革拥有实验权威，便得以为所欲为。一场持续数十年、至今仍在进行的实验拉开了序幕。作为监控资本主义的代表，Google 收集的用户数据远远超过其服务的需要。信息无政府状态正在重塑世界政治格局。虚假信息、极化和选举失能都有利于专制，而在追求人类数据的过程中，算法对腐化信息的优先推送有利于其商业利益，能吸引用户参与并引发数据爆炸式增长。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在这种环境下长久生存。今天的信息空间与民主制度的公共广场原型截然不同，让民主国家面临持续的压力。生成式 AI 就是以监控资本主义积累的海量数据为食物，而 AI 公司更是无视道德和法律毫无顾忌的窃取数据。他们代表了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极权主义。这种权力体制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奥威尔（George Orwell）等人分析的政治极权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代表了一个由科技巨头掌控一切的未来。这种以数据驱动、以盈利为目的的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敌人。它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未来，也并非我们这个时代和人民的必然命运。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媒平台算法给民主带来了风险。由于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以最大化用户参与度和平台停留时间为导向，完全不在乎推送内容的质量，算法被认为是造成政治极化的罪魁祸首。以 X 平台为例，在马斯克（Elon Musk）在 2024 年宣布支持特朗普之后，倾向共和党的账号曝光度显著提升。马斯克本人在 2024 年 7 月至 11 月间所发布推文的累计浏览量高达 171 亿次，超过了该平台所有政治竞选广告的总和。2025 年德国联邦选举期间，各大社交平台算法推荐给年轻用户的政党相关内容中半数涉及极右翼政党。一项分析发现，X 平台算法不成比例的放大了政治极端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政党）的内容，系统性压制中间政党。另一项研究发现，相比按时间排序的内容，用户接触 X 平台算法推送内容七周后，政治态度会向更保守的方向转变。禁用算法后这种转变并未逆转。这些研究显示平台算法目前的运作方式不利于民主。社媒平台算法放大极端声音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扭曲对观点分布的感知，发表边缘观点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主流，这种网络同质性被称为“虚假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如果不能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日益极化和分裂的威权社会。
苹果联合创始人沃茨（Steve Wozniak）做到了其他毕业典礼嘉宾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谈论 AI 时赢得了毕业生的欢呼，而不是嘘声。沃茨说，“You have AI — actual intelligence。”他说，“要深入谈谈我对 AI 的看法，那就说来话长了，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大脑，我们能否将一个程序复制一万亿次使其像大脑一样运作？AI 就是其中一种尝试。”沃兹回顾了他在苹果公司的工作经历，为即将开始职业生涯的毕业生们提供了一些建议，“你们应该尝试换一种思维，不要墨守成规，走千篇一律的路。想想我能不能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2025 年 12 月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22 亿条社媒帖子，寻找模式识别发布有毒内容的用户比例。所谓有毒内容指的是充斥着仇恨的极端主义内容。那么发布有毒内容的用户比例多高呢？可能比你想象的低得多，但此类内容被推荐算法放大而让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主流。在 Twitter/X 上，有毒推文的转发量比非有毒推文高约 86%，曝光度高约 27%；0.3% 的用户分享了 80% 的争议新闻；6% 的用户发布了约 73% 的政治推文。在 TikTok 上，25% 的用户发布了 98% 的公开视频。具体数字有所不同，但本质相同：少数活跃用户压倒了绝大多数用户。研究人员发现的社媒模式是：沉默的大多数，因担心表达异议而社交孤立，大多数用户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离开平台，将平台空间让给了表达极端观点的用户；积极发帖的少数人会陷入认知偏差，认为自己属于多数派。
Ali Alkhatib 认为 AI 是一个政治项目，其意图是将权力和能动性从个人和组织转移至中心化的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以及它们投入巨资的 AI 实验室手中。现代 AI 系统脱胎于暴力也是基于暴力：其第一种暴力形式是数据获取的暴力，AI 公司的爬虫无视任何规则抓取数据；第二种暴力形式发生在数据标注和清洗过程中；第三种暴力形式则是其数据集带有殖民主义的西方视角；第四种是利用 AI 工具对边缘群体施加暴力，比如 grok 的比基尼改图。AI 被认为能提高生产力，但实际过程中它却是被用于压榨员工。企业通过指出 AI 可取代员工迫使员工更努力工作，而不是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条件，这种威胁削弱了员工的个人力量，让员工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自 ChatGPT 流行以来，制作虚假信息和操纵叙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为，破坏了人类建立起来的可靠生产、验证和传播可信信息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对 AI 输出的验证，使用者将是用信仰取代可信度。
2025 年 9 月和 10 月 Peter Thiel 在旧金山的 Commonwealth 俱乐部发表了四场敌基督主题的演讲。他说，17-18 世纪的敌基督形象会是类似“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疯狂科学家，21 世纪的敌基督则是卢德分子，类似 Greta Thunberg（瑞典气候活动人士）。阶级斗争都没有这么精神错乱。美国的富豪统治集团很少将经济自利包装成宗教使命，但今天的科技精英却将科技行业的未来繁荣描绘成一场对抗撒旦爪牙的战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指出，对科技精英而言 AGI 相当于基督再临。为了奇点降临科技精英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反对者。不管谈论的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的上帝，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金钱。科技巨头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它们在 AI 上的投资规模堪称史无前例，仅 2026 年就将达到 6700 亿美元，占到了美国 GDP 的 2.1%。 利益关系推动硅谷投向共和党的怀抱。2020 年科技行业 98% 的捐款都流向了民主党。但到 2025 年底，近四分之三的科技行业政治支出流向了共和党，其中马斯克为共和党的选举捐赠了 3.51 亿美元。科技公司的游说支出在十年前不到制药巨头一半，如今迅速提升到了四分之三。科技行业在一代人前还承诺把权力和信息下放给平民，如今它们迷恋于监控、虚假信息、垄断和毁灭。科技最初赋能人类，后来却演变成科技赋能于各种掠夺者——最终科技平台本身也沦为企业掠夺者。科技公司何时变得反社会？这种转变是渐进的，是在它们的 CEO 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和金钱之后。Peter Thiel 从来不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在 2009 年就宣称他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能兼容，他在 2014 年写道垄断是所有成功企业的必要条件。吴修铭视 2010 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亚马逊和 Google 等企业就像是慈善机构一样运营，亚马逊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没有盈利，而 Google 的座右铭是“不作恶”。到了 2010 年代它们开始将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Google 抛弃了不作恶。科技公司认识到了它们所拥有的权力：亚马逊决定了购物方式，Google 决定了获取知识的方式，Facebook 决定了沟通的方式。科技巨头在贪婪上与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不相上下，人类将面临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因为它们都富可敌国。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David Gross 因与学生 Frank Anthony Wilczek 发现了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渐近自由而在 2004 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26 年 4 月 18 日他因为其一生对理论物理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特别奖，获得了 300 万美元奖金。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理论物理学是否可能在 50 年内实现大一统时表示，人类能再生存 50 年的概率非常小。他说，人类每年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大约为 2%，过去十年大国之间没有签署任何条约，人类正陷入一场惊人的军备竞赛。最近的一系列事件都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2% 的概率已是保守估计了。当今世界有 9 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中三个是核超级大国，情况比两个核大国复杂得多，国家之间的协议和规范都在瓦解。他认为人类能再生存一百年的概率微乎其微，再生存两百年的概率更是趋向于无限小了。所以费米提出的“银河系所有文明所有智慧生命都去哪里？为什么不与人类交流？”的悖论的答案是它们已经自我毁灭了。
Nala Ginrut 写道：版权之所以具有商业价值，并不单纯因为“法律授予”，而是因为它通常标记着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创造成本。它是对投入、试错、风险承担的一种制度化确认。当创造成本真实存在，版权自然有价值；当创造过程被外包给生成模型，而人类没有承担验证与责任的成本，版权就可能变成空壳。
Nala Ginrut 写道：
当 AI 成为生产力基础设施时，我们是否仍然保有迁移能力与选择权？如果今天是窗口期，那么在窗口期内做出怎样的准备，才能避免在锁定期和收缩期中被动应对？
这里涉及一个概念，我称之为“技术格局”。它并不意味着对抗或拒绝平台，也不是强调自给自足，而是指在关键生产工具上，个体能够保留基本的迁移能力与选择空间。
这里涉及一个概念，我称之为“技术格局”。它并不意味着对抗或拒绝平台，也不是强调自给自足，而是指在关键生产工具上，个体能够保留基本的迁移能力与选择空间。
Nala Ginrut 写道：在今天的技术语境中，如果你长时间阅读来自硅谷的讨论，你会很快发现一种近乎单一的价值排序：规模更大、算力更强、模型更通用、迭代更迅猛。
但当你把视线从发布会的灯光下移开，落到真实社会的地面，你会发现另一个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智能真的迅速跨越临界点，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准备好了？
Nala Ginrut 写道：
代表着日本技术荣耀以及号成“能养活一亿人”、“有丰田在就有日本在”的丰田最近发布了一款开源游戏引擎，结果是在北美发布的，IP也归属北美了。所以大部份人看到的日本，是否真的是日本呢？本文从另一个侧面来探讨一下，知己知彼，搞不好还能从日本顺走一些亚洲科技企业出海的经验。
希腊前财长、经济学家 Yanis Varoufakis 认为今天的科技巨头是新时代的苏维埃，推行基于算法的计划经济。Palantir 联合创始人 Peter Thiel 宣称失败者才要竞争。他的意思是赢家不仅仅是通过消灭竞争对手去垄断市场，它们还会不断扩张直至摧毁市场本身，复活苏联式的国家计划经济。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缺乏科技巨头最强大的武器：云资本——以算法、数据中心和光纤构成的集成网络。一位年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苏联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创造了一种工业封建主义，而今天的科技巨头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名义创造了一种科技封建主义。随着科技巨头的云资本不断积累并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各国政府愈来愈依赖科技巨头。通过在租用的云基础设施上构建核心功能，各国政府实际上是从亚马逊 AWS、微软和 Google 等公司回租其运作能力。这种依赖催生了一种科技封建权力维度。云资本用源自苏联时代的计划工具取代了市场，在此过程中它杀死了资本主义。
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经济学家认为原因并非是经济因素，而是成年人生活中的优先事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很多国家的生育率长时间低于 1.5，新加坡以及韩国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经济学家表示，经济因素如短期收入变化无法解决这种普遍的下降趋势，而有证据表明，生活优先事项的转变如不断发展的经济机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力量，这些因素削弱了为人父母在成年人生活中的角色。
曾经有一个美好的互联网，但本世纪初 Web 2.0 时代兴起之后，围墙花园们杀死了它。以 Google 为例，一开始上面没有多少广告，Google 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打造了一个高质量的搜索引擎，吸引用户使用。但与此同时，它也投入了大量金钱贿赂每一项带有搜索框的服务，确保其搜索主导地位无人能动摇。到了 2020 年代，Google 在这方面的支出每 18 个月就相当于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费用。今天的科技巨头们都是这么做的：一开始对用户非常友好，但同时想方设法锁定用户，当用户难以离开之后它就露出了残忍的一面：广告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它在竭尽全力获取金钱。我们还在使用 Google，就像很多人还在使用 X/Twitter，是因为被束缚在平台上，即使该平台日益衰败。科技巨头们为所欲为的背后是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以美国为例，40 多年前的里根政府改变了对垄断的解读，垄断被认为是高效的，如果 Google 占据九成市场份额，意味着它理应获得垄断位置，因为没有人能在搜索方面做得更好。没有竞争对手出现，是因为在 Google 擅长的领域没有改进的空间。于是美国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垄断者。即使出现了竞争对手，现有的垄断者也能凭借无与伦比的财力收购对手。Meta 就是其中的典型。世界各地的政府最近开始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反垄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打破美国科技巨头的围墙花园创造一个新的美好互联网仍然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为了摆脱硅谷的控制，我们是否需要公有社交网络？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认为有必要建立公共的社交网络，因为今天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就是侵犯隐私，收集用户数据销售广告。公共社交网络作为商业社交平台的替代一直被人提及，想象一下欧盟的 Twitter 或者由 BBC 等媒体管理的 Facebook。西班牙首相 Pedro Sánchez 呼吁欧盟开发自己的浏览器、社交网络和使用透明协议的 IM 服务。公共的平台不需要旨在设计刺激成瘾和对抗的算法，也不需要收集用户隐私销售广告。技术不再中立，而实现数字独立紧迫、重要但也困难重重。欧盟等国家可能更适合投资自由开源可互操作性的联邦宇宙去中心化软件，支持信息和内容的可移植性，比如美国的 Bluesky 和德国的 Mastodon。
托尔金（J.R.R. Tolkien）的《指环王》系列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但今天一部分人对书的解读可能与作者的意图南辕北辙。硅谷的科技右派们可能更痴迷于掌握魔戒的力量，是索伦(Sauron) 的追随者，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仍然会宣称站在致力于摧毁魔戒的护戒使者这一边。经历过战火的托尔金向往的是霍比特人 (Hobbits)的田园风光，他在书中刻画的英雄也是普通的霍比特人、佛罗多的园丁萨姆（Sam Gamgee）。然而今天的科技右派向往的是索伦的专制帝国，前苹果和 Google 高管 Kim Scott 在一篇专栏中指出，科技业对“一人原则”或“创始人模式”的管理风格推崇备至。风险投资人 Marc Andreessen 形容这种专制管理风格是“踏上英雄之路，反抗现状，探索未知，征服巨龙，带回战利品”。Andreessen、Elon Musk 和 Peter Thiel 是硅谷科技右派的代表，将他们前进路上的障碍，无论是监管还是伦理，都视为恶棍。Thiel 是保守派的一大金主，他称自己至少读过《指环王》三部曲十遍，他用书中的魔法物品命名了旗下的多家公司。副总统 JD Vance 深受其影响，他表示自己的保守世界观主要来自托尔金。他用甘道夫的火之戒命名了自己的风投公司 Narya Capital。托尔金如果还活着可能会对硅谷科技右派的做法倍感困惑。Thiel 说他对永生的追逐来自于《指环王》中的精灵，他称精灵是不死的人类，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精灵”？黑暗启蒙运动的创始人 Curtis Yarvin 推崇君主制，把将特朗普选上台的选民轻蔑的称为是“霍比特人”。但霍比特人在摧毁魔戒的使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似乎对不断推陈出新的芯片有着无止境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臃肿未优化的软件让更先进的芯片难以展现其优越性。著名游戏设计师、id Software 联合创始人、前 Oculus CTO 卡马克（John Carmack）认为，我们对尖端芯片的依赖远不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强烈——我们只是缺乏经济动机去证明。最大的问题是低效的软件而不是硬件限制。如果软件优化成为优先事项，那么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有更多东西会运行在旧硬件上，如果新芯片停止供应，市场压力将推动效率的巨大提升。
硅谷思想家和亿万富翁如 Eliezer Yudkowsky、Sam Altman、William MacAskill、Peter Singer、Marc Andreessen、Ray Kurzweil、Peter Thiel、Curtis Yarvin、Jeff Bezos 以及 Elon Musk 都有某种科技救赎思想。这些亿万富翁追逐着科幻小说中描绘的但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人类意识上传到由仁慈超级 AI 统治的虚拟天堂去实现永生，或者离开垂死的地球去殖民火星。他们的愿景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天体物理学家 Adam Becker 在其新书《More Everything Forever: AI Overlords, Space Empires, and Silicon Valley's Crusade to Control the Fate of Humanity》中谈论了这些问题，他认为这些亿万富翁只是想要控制我们，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就是新闻，通过新闻对公众想象力和政治辩论施加限制。这种限制承载着当下的权力。要打破限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愿景的伦理和科学缺陷。他指出这些亿万富翁所谓的科学愿景其实是反科学，他们也藐视专业的科学知识，他们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理由是他们有钱。如果他们对未来的预测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Becker 引用了 Homer Simpson 的名言反驳：如果他们这么聪明，为什么会死呢？Becker 说把科幻小说作为灵感来源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科幻小说不是路线图，你也不是哈里谢顿，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基地》所设定的世界中，《基地》是一个警示预言，讲述的太空时代的罗马衰亡史。正确的做法是批判性的阅读。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他说，科幻故事如《星际迷航》讲述的其实不是太空而是人类社会。死亡赋予了生命意义。人类的经历是由死亡带来的限制，以及时间有限所定义的。如果消除这种限制，人类的处境将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可能令人不快。对死亡过度恐惧，以至于把它作为人生唯一的动力是不健康的，你不可能找到逃避死亡的方法，而如果你找到了，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随着人们日益担心科技巨头对数字生活的支配性地位，开源被越来越多的提及，被认为是可以替代来自科技公司的私有服务。然而将开源和科技巨头进行比较就像是像将烤箱与餐厅进行比较。科技巨头的服务是我们数字生活的基础，而开源是软件开发模式，开源软件是公开源代码的软件，它们需要人进行处理才能转变为一种服务。烤箱并不是餐厅。这种差别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前不久欧洲议会的一个派别尝试用 Nextcloud 自托管服务取代科技巨头的云服务。他们的实验失败了。开发软件是一整套服务的一部分，它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支持、培训、迁移、托管等等部分同样极端重要。这并不因为开源不起作用，而是要将开源变成一种替代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大量的资金，而基于开源软件的替代服务并不会因为软件不需要钱而太便宜。